館長序
臺史博的海外臺灣史料調查研究計畫，由費德廉教授編譯的《看見十九世紀臺灣－十四位西方旅行者的福爾摩沙故事》出版伊始，建構出具全球視野的調查研究計畫，以「涉外關係資料彙編」作為海外臺灣史料調查研究計畫成果呈現的一環。
臺史博「涉外關係資料彙編」是海外臺灣史料調查研究計畫成果的展現，關於德文史料的蒐集與翻譯工作，最早是以Ludwig Riess、Albrecht Wirth 和Wilhelm Joest 的著作展開抄譯研究工作，賡續完成《1880 年德國民族學者的臺灣之旅－導讀‧文物目錄及遊記譯註》的出版工作，承蒙政治大學歐洲語文學系姚紹基主任的協助下，本館順利展開這項工作也取得預定的成果。
19 世紀末到20 世紀初，隨著帝國主義擴張浪潮席捲世界，西方社會曾經出版數本與臺灣相關的百科全書式介紹專書，這些「實用之書」書寫者的動機多半帶有因應西方殖民帝國在東亞進行擴張的目的。當中《福爾摩沙島史（Geschichte der Insel Formosa）》源自於作者Ludwig Riess 於1895年在日本東京發表的二篇演講內容，刊登於德國東亞文化研究協會期刊，經常被視為是翼助列強擴張的作品，但若細究全書內容，卻也可以重新審視其對於日本學界，引進新式研究範式的深層意義。
Riess是德國籍猶太裔的史學家，1887年獲得柏林大學教授的推薦前往日本，執教於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史學科。1877年史學科成立初期西洋史知識的教授主要以原書的讀講為主，連史料批判、研究法講義都付之闕如；Riess 就任後陸續開設出「史學研究法」、「文明史」、「古代史」、「德意志史」、「英國史」、「法國史」、「歐洲現代史」、「英國憲政史」、「西方古代史」等課程，將西方近代史學方法引進日本。
1893年Riess 短暫返歐，適逢荷蘭海牙檔案館陸續整理出版荷蘭東印度公司（VOC）檔案，帶回大量珍貴研究資料，透過《史學雜誌》陸續撰文介紹「荷蘭海牙有關日本歷史的古文書」對日本的史學發展有相當大的助益。除了盡責地開設各項西洋史的基礎課程外，衡量日本史學界的狀況，相對於日本史研究學門，西洋史研究不但有著欠缺基礎史料的缺陷，連培養歷史研究者的環境都相當落後，勢必得另闢蹊徑，開創出兼顧二大學門並以日本歷史發展為論述主體的研究領域。
Riess 的史學作品豐富，雖然除了本篇著作，似乎沒有再發表直接與臺灣相關的著作。但本書實踐了從史料內容、書誌版本的剖析，到「大、小琉球」論辯議題的設定，以此開創「島史」作為歷史研究單元的方法，為以日本為中心的「東西交涉史」研究論述提供具體而微的操作範式。
本次譯介從前期調研規劃、翻譯到全書的集結出版，歷經本館呂館長理政、王館長長華以及諸多行政管理人員及研究人員的統籌擘畫，讓推動臺灣海外關係史料之蒐集、編譯及出版的工作熱情得以綿遞延續，特此敬申謝忱。敬祈諸方大家給予支持與指教。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長林崇熙
導讀 姚紹基 撰
相對大航海時期的荷蘭與西班牙以及19世紀下半葉帝國主義強權英國和法國，德國（包含普魯士及1871年成立的德意志帝國，以下若無區分必要，均以「德國」一詞蓋之）在臺灣所遺留的歷史遺跡似乎較不明顯。事實上19世紀60年代臺灣開港以來，德國旅臺人數僅次於英國人，這些過客的身份五花八門，從商人、學者、軍官、士兵、外交領事人員、中國海關雇員，到少數的傳教士，他們留下了為數不少關於臺灣的遊記、研究文獻及其他記錄，如地圖、版畫及歷史照片。
綜觀19世紀與臺灣有關的歐美文獻，較為國人悉知的不外乎以西、法、德、英四種語言所撰寫。英文為大眾通曉的語言，因此已被整理出版的記錄數量較大，但實際上仍有許多相關資料等待發掘與深入研究。相對於此，國內對於此一時期以西班牙語、法語及德語所記錄的臺灣史料，整理還算是在起步階段。以德語為例，費德廉（Douglas Fix）在網站（Formosa: 19th Century Images）中羅列了37篇關於臺灣的德語著作，並由其弟子Tina Schneider逐一整理出英文摘要。 這是目前對於19世紀德語臺灣史料較有份量的整理。事實上，從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初這段時間所產出的德語臺灣史料，數量遠大於我們一般所想像，這反映出德語系國家（包括奧地利及瑞士）在這段時期對臺灣的高度興趣。
臺灣位於東亞及東南亞的交會點，地處遠東太平洋島鏈的重要位置。在文化上，島上在19世紀仍是中國南方漢人、客家人及南島民族共存；在氣候上，臺灣地處副熱帶及熱帶地區交界，動植物種類豐富而多樣。因此無論對民族及人類學者或是博物學家（包含地理學者）而言，都是一個非常值得探索的地方。誠如德國民族學者Wilhelm Joest（1852-1897）所言，「這座島嶼充滿了亞洲大陸與馬來諸島、菲律賓群島以及南太平洋諸島之間「遺失的連結」（missing link）」。
不可否認，普魯士或後來的德意志帝國對臺灣感興趣，一方面也是出自政經利益的覬覦。在19世紀帝國主義的殖民行動中，德國算是起步最晚的國家，因此在太平洋地區尋找一個中濟點，是一個相當重要且嚴肅的課題。基於上述地理位置的優勢，臺灣是一個相當合適的地點，此外，對歐美各國而言，直到19世紀中葉，福爾摩沙名義上雖然屬於中國，但實際上並沒有完全掌控，似乎也不積極治理。因此從19世紀的50年代末期起，該島一度成為德國的殖民目標，雖然計畫最後並未付諸實現，但伴隨著由Eulenburg領銜的軍事行動（普魯士東亞艦隊，1859-1862），關於臺灣島的研究及報導因應而生。因為無論要作為軍事、商業或是移民的殖民地，都必須對標的有深入的了解。
姑且不論這些著作產生的動機，其中的記錄不但可以幫助我們了解臺灣在當時的國際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也可以讓我們體會當時的生活型態及社會互動模式，因此極具研究價值。然而德語在臺灣並非相當普遍的外語，要讓國內學者及大眾直接而有效的利用這一批資料，最快速的方法是透過翻譯及相當程度的註釋。
本書選定之譯註對象《福爾摩沙島史》（Geschichte der Insel Formosa. 1897）是第一部以德語撰寫的臺灣通史，作者為德國史學家Ludwig Riess。其內容是由作者於1895年在日本東京發表的兩篇演說補遺而成，刊登於「德國東亞文化研究協會」期刊Mittheilungen der deutschen Gesellschaft für Natur- und Völkerkunde Ostasiens. Bd. 6, Heft 59 (1897): 405-447。
以下為作者及及其時代背景的介紹。
Ludwig Riess
Ludwig Riess是德國籍猶太裔的歷史學家，1861年出生於西普魯士省的小鎮Deutsch-Krone（波蘭語Wałcz），位於今波蘭西北部西波美拉尼亞省（Westpommern），1876年舉家遷移至柏林。1880年結束基礎教育之後進入柏林大學（Friedrich-Wilhelm-Universität，今柏林洪堡大學前身），主修歷史，師承戴布流克（Hans Delbrück，1848-1929），雖未直接拜在近代史學大師封‧蘭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66）門下， 但對這位大師相當崇敬，不僅治史方式受其影響甚深，日後更致力於將蘭克所代表的現代史學，也就是建立在史料學（Quellenkunde）與史料考證（Quellenkritik）之上的歷史研究法，引進日本（Hayashi 1981, p. 32）。 此外，他在柏林大學修過幾門德洛伊森（Johann Gustav Droysen，1808-1884）所開的課程，在史學理論與方法論上受其影響不小。
Riess於1884年赴英蒐集資料，並於同年11月以論文《中世紀英國國會選舉權史》（Geschichte des Wahlrechts zum englischen Parlament im Mittelalter. Leipzig 1885）取得博士學位。雖然Riess在隔年2月就通過高中歷史教師資格，但他選擇繼續深造，並再度前往英國蒐集資料，準備對漢薩同盟進行深入研究。然而1886年他在英國接獲其恩師戴布流克的電報，要他前往日本應聘。
此時正當明治維新時期，日本政府積極引進歐美知識及政治體制，為其改革之根本。其作法是一方面派遣人員赴歐洲留學取經，另一方面則廣召歐洲專家學者到日本從事教學及顧問。主要交流對象初為英國及法國，1871年普法戰爭後德國亦為其效仿之楷模。從1868年明治天皇發表《五條禦誓文》開始算起，日本所發動的明治維新，最後決定以德國為典範的原因，其實可以從以下幾個面向看出：德國以普魯士國王為首所設計的君主立憲體制，非常符合日本當時的改革所要發展的趨勢，此外普法戰爭的勝利證明了德國的軍事實力，而日本也正準備擴張其軍備。德國的工業革命雖晚了英國約七八十年，但其經濟發展及社會轉型的模式，足為日本效法的對象。在法制方面，以判例及慣例立基的英美法複製不易，歐洲大陸的傳統法典便成為日本立法的典範。
如果我們將普魯士對丹麥（1864）、奧地利（1866）及法國（1870/71）發動的三場戰爭之軍備視為德意志帝國成立所需的硬體，那麼自浪漫主義時期德語文化圈的學者對中世紀日耳曼文化的整理就是在背後支撐的軟體，除了語言（例如對德語語言史的探究，包括德語與其他日耳曼語系，甚至印歐語系語言的關係）及文學（例如對中世紀德語宮廷及騎士文學，以至童話、神話和民間傳說的蒐集與彙編）等文化遺產，歷史也是凝聚國族意識的關鍵元素，於是編纂一套關於德意志民族的史料也成為當時學術界相當重要的課題，《中世紀德意志史料彙編》（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便是這個時期的產物。
觀察追求德意志帝國成立的經過，日本政壇的領導者深深領悟，一部合乎日本社會特性的憲法，需以一套可凝聚民族意識的史觀為其後盾。伊藤博文於1882年前往歐洲考察，為立憲做準備，在回程時與當時日本駐倫敦的公使森有禮在巴黎會面，達成共識，將以德國的立憲方式為圭臬（Martin 1994, p.212）。1885年底日本政府正式改為內閣制，首任內閣總理伊藤博文邀請在英美留學多年，並累積豐富外交經驗的學者森有禮出任文部大臣（相當於教育兼文化部長）。除了諸多教育制度的改革，森有禮決定自德國聘請一位史學者，為日本史學研究注入新生命（Martin 1994, pp.214-215）。
當時被鎖定的邀請對象為柏林大學的歷史學者，Riess雀屏中選可能是因為指導教授戴布流克與日本的關係，他的弟弟Ernst和堂弟Felix Delbrück自1885年起在「獨逸學協會學校」（Vereinsschule für deutsche Wissenschaften，1883年成立，今日本獨協大學前身）開設德國法制史等課程。或許是透過這層關係，再加上他的研究領域為英國史，有能力以英文授課，1886年恩師戴布流克引介到日本任教，Riess毅然接受。當時猶太學者在德國學界受到打壓及歧視的狀況固然有之，但Riess選擇離開普魯士的主因是否如《猶太大百科》（Encyclopedia Judaica）所述：因其猶太人身份無法在德國大學取得教職，尚待進一步考證。
可以確定的是，日本政府對這些所謂的「御用外國人」待遇相當優渥，Riess當時的月薪為370日圓，另有50元的房屋津貼，共420元（Hayashi 1981, p.31）。而根據德籍新教傳教士Otto Schmiedel，此人於1887年抵達日本（與Riess同年，停留至1892年），他所雇用的廚師月薪為8日圓，由此可見薪資落差。此外當時1日圓的匯率高達3.30帝國馬克，後來也曾跌到1.90，但大多在2馬克上下持平。 我們若以1：2的匯率保守估算，Riess的月俸大約相當於840馬克。而根據德國聯邦銀行（Deutsche Bundesbank）2019年3月的「德國貨幣購買力歷史統計」（Kaufkraftäquivalente historischer Beträge in deutschen Währungen）， 1887年1馬克的購買力大約等於2019年的7.10歐元，也就是說Riess的月薪大概是今日將近6,000歐元的價值，並不亞於當時德國大學教授的平均薪資。 除此之外，對東亞異國風情的嚮往，當然也是吸引西方學者前往的誘因。
Riess於1887年前往日本，任教於東京帝國大學，原本簽訂三年的合約期滿之後，又一再續任至1902年，這在當時相當罕見。1887年東京大學史學科成立，Riess為該單位第一位外籍教授，以帶著德文腔調的英文授課，前後開設的課程有「歐洲現代史」、「英國憲政史」、「西方古代史」、「臺灣史」等。他雖非蘭克的嫡傳弟子，但在日本被認為是蘭克學派的代表。此外日本「史學會」也在Riess的催生下於1889年11月成立，同年首度發行《史學雜誌》。上述功績讓他被視為將西方近代史學方法論引進日本的學者，也是讓史學在日本成為大學學科的關鍵人物。
在日期間，Riess對日本在明治時期之前對外關係的研究下了很大的功夫，1893年及1900年Riess兩度短暫返歐，複製了大量的荷蘭史料帶到日本，對日後日本的史學發展有相當大的助益。1900年因豐碩的研究成果成為「德國東亞文化研究協會」（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Natur und Völkerkunde Ostasiens）的榮譽會員。20世紀初日本政府陸續解聘或不續聘這些「御雇外國人」，一方面是外國學者的薪資較高，長期下來造成國家的財政負擔，另一個原因是因為海外學人逐漸回流。1902年日本政府不再續聘Riess，回到德國之後，他隔年即取得大學授課資格（Habilitation），在柏林大學任教，並在普魯士軍事學校（Preußische Kriegsakademie）兼課，但一直都是Privatdozent（這裡權稱「講師」），直到1925年才掛上nicht-beamteter außerordentlicher Professor的頭銜，意思是「不具公職身份的編制外教授」。 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Riess在德國報章雜誌上發表多篇關於日本及日本人的文章，讓德國民眾瞭解戰爭背景及東亞情勢。專書《關於日本》（Allerei aus Japan）（1904年初版，1908年三版）更是集其15年日本經驗之大成。然而他大部份的研究在德國學術圈僅被歸類在大眾科學（Populärwissenschaften）的範疇，在德國史學界，Riess始終是沒沒無名之輩。
1926年Riess受邀前往美國Ohio州Springfield擔任交換教授，但一到當地就發生身體不適，尚未就任就中斷訪問回國。1928年12月27日在柏林住處（Derfflinger Straße 25 W35）去世，享年67歲。
Riess與日籍配偶大塚ふく（Otsuka Fuku，原為其廚師之女，其名漢字待查）共育有1子4女，但1902年回國時妻小全部留在日本，一方面可能是因為考慮外國人較難融入當時德國社會，另一方面則是擔心其猶太人的身分會使家人遭受歧視。Riess後來只在1909年回去探望過他們一次，其他僅靠書信往來聯繫。他的兒子Otto Riess後來也到德國留學，他的一名女婿阿部秀助（1876-1925）後來在慶應義塾大學史學科教授西方史（Brownlee 1997, pp.76-77）。
除了本著作，Riess沒有再發表直接與臺灣相關的論文。綜觀Riess所參考的資料，其來源大致整理如下：16世紀以前，福爾摩沙尚未正式登上國際舞台，僅在一些中國的斷代史有片面而模糊的記錄，且大多語焉不詳。Riess不諳漢語，研判相關的中文資料應該是由其日籍弟子轉譯（p.418：「我請人幫我從古老的中國文獻中做了一些摘錄」）。17世紀的部份，作者參考了大量的荷蘭檔案及西班牙文史料。18世紀則是引用了零星的法文資料，包括耶穌會傳教記錄及航海實錄。這段期間，直到19世紀的前30年，關於臺灣的西方文獻相對貧乏，與19世紀中葉起語種的多元及資料的包羅萬象不可同日而語，尤其是英文和德文的各類相關文獻如雨後春筍般相繼問世。由於地利之便，Riess也使用了不少的日語文獻，但由於他的日語能力有限，研判多半是由其弟子幫忙轉譯。
Riess的著作發表不久之後，荷蘭漢學家Gustaaf Schlegel（1840-1903）隨即在民族學期刊Internationales Archiv für Ethnographie 10（1897）以〈福爾摩沙原先是琉球人的居住地嗎？〉（Ist Formosa ursprünglich von Bewohnern der Liukiu-Insel bevölkert?）為題提出批評，原因是Riess在本文中（Riess 1897, pp.408-412）試圖糾正Schlegel在《通報》第六卷（1895）裡的論述，論戰的焦點在於對中國歷史文獻裡「流求」的認知，以及「瑯嶠」與「琉球」兩詞可能存在的關連性。Schlegel除了指出Riess對於漢文典籍的理解失當，還認為Riess之作是一篇「有目的性的文章」（Tendenz-Artikel），用來粉飾日本對朝鮮和中國的侵略行動，包括染指臺灣的意圖（Schlegel 1897, p.157）。意思是暗指Riess淪為日本的宣傳工具，對此Riess當然不可能坐視不管，於是在同一份期刊的下一期（Bd. XI, 1898, p.209）做出三點回應，譯文如下：
1.) Schlegel教授應該要了解，我這篇「文章」的篇幅相當大，它是從1895年6月26日以及9月25日在東京的演講稿擴充而來，歷經一年半，才在1897年4月赴印出版。如果是一篇「有目的性的文章」不會如此慢工細活。
2.) 我的著作是發表在《協會期刊》，發行量僅475份，絕大部份只分發給會員與友會，全歐洲只有一家書店買得到。若是一篇「有目的性的文章」，發表的地方應該不會如此隱蔽。
3.) 載譽25年的「德國東洋文化協會」會放任其《協會期刊》成為日本的政治宣傳工具？！這項指控應無須反駁。
事實上，這部著作發表的時間點的確相當敏感，1895年4月17日中日簽訂馬關條約，5月8日換約，5月29日日軍自臺灣東北角的澳底登陸，6月2日雙方完成行政交接，6月7日日軍已開進臺北城。而Riess就在6月25日發表本文必一部份的演說。若再端詳其結尾語：「其實在一個已經習慣這麼多次局勢變化的島嶼上，不用擔心進行如此嚴肅而深思熟慮的殖民行動會不成功。」將這篇著作理解為「目的性文章」的遐想自無可厚非。然而姑且不論其政治宣傳的意圖，Riess參考荷蘭史料，並徵引西方傳教士的書信及航海記錄，參考19世紀中葉以後的各類學術文獻，聚焦於福爾摩沙島在歐亞國際政治及貿易關係上所扮演的角色，勾勒出一部以海洋史觀為架構的臺灣島史，此一學術貢獻有其劃時代的意義。
本文在1898年出版後，隨即由史學者吉國藤吉譯成日文《臺灣島史》，東京：富山房（1898）；另外還有一個不完整的日文譯本，是由經濟學者平山勳所譯，收錄在《臺灣經濟史全集》第八卷，臺灣經濟史學會出版（1934）。而中譯本則到50年代才問世，由周學普（1900-1983）執筆，刊登於《臺灣研究叢刊第三十四種：臺灣經濟史三集》，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1956）。周學普為浙江人，日本京都帝國大學德國語文學系畢業，1946年應邀來臺，在「臺灣省編譯館」（1946年8月7日成立，1947年5月16日裁撤）任職，該單位裁撤後轉任臺大外文系執教。曾將德國文豪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的幾部經典文學名著中譯。
周氏所譯之《臺灣島史》對國內的臺灣史研究有其時代意義，這部譯作一直是國內學界不諳德語及日語的研究者參考的主要依據。《臺灣研究叢刊》主編周憲文在其代序中特別說明，周學普是根據德文原文，並參考兩部日文譯本所完成。觀察其譯註，他還參考甘為霖（William Campbell）的著作《荷蘭人統治下的福爾摩沙》（Formosa under the Dutch. 1903），並多次引文對照，足見其在翻譯之外所下的研究功夫。但有些註釋則欠缺周密的考證，例如首章描述臺灣面積時，拿薩丁尼亞及錫蘭平方英里的數據與臺灣島的平方公里數相提並論（p.1），以及錯把Dschredin Barbarossa誤認為是紅鬍子大帝（p.20）。此外，將周式的譯本與原文比對，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德文原文長達七八行的複合句，周氏譯文合理貼切，但一些簡單句的翻譯反而出現一些匪夷所思的錯誤，甚至有日期及數據的誤植，還有多處文句漏譯。或許這些錯誤是出在參考的日文譯本，抑或周氏是根據臺灣史的先行知識來詮釋或更動原文，而未加註說明。
畢竟德語在臺灣並不屬於普遍通行的外語（如英、日語），尤其19世紀德語不論在拼字或用字遣詞都與今日有所出入，當時學術上的陳述方式以及風格（例如五行以上才一個句點的複合句）也不同於現在。再加上當時的東方研究都習慣引用西方歷史典故，或者是近當代發生的事件來做比較，目的是要讓歐洲讀者易於瞭解，同時顯示出作者學識之淵博。上述種種，都足以讓即使懂現代德語的讀者倍感吃力。除了語言的問題，要釐清作品中拼法不甚統一的地名、人名、族名及部落名稱，和還原譯成德語的漢語及日文著作，這是另外一個要克服的難處。此外由於當時學術規格尚未十分統一，常有引用文獻出處不完整的狀況。所幸拜今日科技所賜，不少19世紀以前的外語文獻資料已經數位化，雖搜尋比對的工作曠日廢時，但大部分的問題都得以解決。
綜合以上情節，這部經典文獻的完美譯者應該要精通19世紀甚至更早之前的德語，略懂荷、日、法、西、葡語和拉丁語，通曉東南亞史、東亞史和中國史，對近代、甚至古代西洋史也要有相當的研究，此外對民族學及人類學等輔助學科也要略知一二。倘若真有這樣的人才，投注在（不列入研究點數的）譯註工作上似乎又有點大材小用。筆者在僅具德語能力的基本條件下，自不量力，勉強完成此一重要著作的重新譯註，過程中承蒙多位專家的指點及解惑，除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所提供的寶貴意見，特別是中研院臺史所翁佳音老師、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陳致宏博士以及逢甲大學通識中心張志相老師多次的諮詢，在此鳴謝，不一而足。
透過Riess的著作，筆者得以初窺16至19世紀西方各國對福爾摩沙美麗島的觀察及研究，再透過的學術網絡的連結，針對德語臺灣文獻進行廣泛的搜索，獲得較全面性的概覽。接下來要面臨的是這批德語文獻的系統整理及歸納等工作的挑戰，因此本譯註作品充其量只能算是進入臺灣研究這個領域的入場券，期待各界先進不吝指正。